剿匪的N种方法
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正月初一,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,然而这一天杨广高兴不起来。按照惯例,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,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,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。经过调查发现,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: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,压根儿不可能派出代表;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;一种是贺岁代表还被堵在路上,进退两难。
到了这个时候,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,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,督促各地迅速平叛,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关于平叛,其实有很多种方法,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,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。
第一种方法:残酷镇压。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,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,结果人杀得越多,匪反而越多。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,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。吐万绪只打变民,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。
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,为了斩草除根,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,从汾水北岸开始,见人杀人,见村屠村,遇到有投降的,概不接受,就地活埋。本来樊子盖以为,这样可以斩草除根,没想到适得其反,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,现在变成了大多数,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,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。
第二种方法:镇压与耍诈并行。这是王世充的方法,事实证明非常失败,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,第二次就不灵了。
第三种方法:镇压与招抚并用。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,不过只能局部成功。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,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。李渊一接手剿匪,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,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,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,一手硬,一手软,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,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。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,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。两相对比,敬盘陀吃不消了,索性脚底抹油,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,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。
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,并不能推广到全国,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。在杨广看来,天下只分两种人,一种是良民,一种是乱民,良民不能杀,而乱民不能不杀,所以他主张,对乱民一杀到底,越多越好,看谁以后还敢造反。
杨广并不知道,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,良民可以变成乱民,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,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,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,毕竟没有风险;反之,如果民不聊生,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——反正造反是个死,不造反也会被饿死。
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,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,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,谁碰到了这条红线,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。
遗憾的是,杨广恰恰不知道,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,不能回头。
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,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,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,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,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。贞观年间,马周上书唐太宗说,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,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。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,对黄巢的恐惧,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,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。
虽楚有才,晋实用之;虽隋有才,却不用之。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,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,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,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,历史必定要重写。
得知民变四起之后,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,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,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。
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,随口应道:“应该是逐渐减少。”杨广追问:“减少了多少?”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:“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”
听到宇文述的回答,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,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,还能有什么选择呢?要么说实话,要么说鬼话,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。
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,因此挪动步伐,尽量站在柱子后面,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,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。
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:“苏威,你来说说,到底还剩下多少?”
苏威一看躲不过了,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:“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,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,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!”
杨广一听,愣了一下:“你这话什么意思?”
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:“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,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,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?”
看皇帝没有反应,苏威接着往下说:“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?是不是都当了乱民?我认为各地报来的变民数字根本不可信,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,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,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,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?乱民怎么可能消失?”
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,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,只能恨恨地看着他:“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!”
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,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,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,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,大臣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,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,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——《尚书》。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,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,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。
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,两者如同是猫和老鼠,缺了哪一个都不行。有苏威这样的忠臣,就有一些佞臣。看着苏威送皇帝《尚书》,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,很快找到了把柄。
《尚书》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《五子之歌》,记录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,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。佞臣们就把《五子之歌》与苏威联系到一起,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,最后得出结论: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暴虐,献《五子之歌》绝对是不怀好意。
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,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,不是不报,时候不到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,杨广命苏威做一份“四征高句丽”的计划书,苏威接过话头,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。
苏威说,我认为这次征高句丽,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,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,让他们戴罪立功,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。用这些军队打高句丽,高句丽没几天就完了!
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,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,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,告退出宫。
苏威一走,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,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:“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,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,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?”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:“老家伙,我忍他已经很久了,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!”
话说到这个份上,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,不就是整人吗?简单!
在裴蕴的指使下,苏威很快被控告“随意任用官员,临阵畏敌”,有这么几条,苏威就被削去官职,贬为平民。又过了一个月,苏威又被控告,“勾结东突厥”,这可是一顶铁帽子,谁戴上,谁就是铁帽子“亡”。
经过审理,苏威被判处死刑,百口难辩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,一直叩出了血,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。
还好,皇帝杨广网开一面,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,并让人传话说:“不忍心诛杀!”真是皇恩浩荡,热烈鼓掌!
不过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,连同孙子这一代,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,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利的味道。耐人寻味的是,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,留下的都是鬼话,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,苏威说的都是鬼话,什么好听说什么,就是不说实话。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,将他永久搁置,于是苏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,在家终老!
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?环境逼的!
忠臣用不了,实话听不进,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,越行越迷茫。这一年的五月一日,发生了日全食,在古代,这是不祥的征兆,虽然是迷信,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。
这一年的五月九日,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,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,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,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。刹那间,萤火虫漫山遍野,萤火布满高山深谷。这一刻,最是浪漫;这一刻,也是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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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这个时候,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,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,督促各地迅速平叛,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关于平叛,其实有很多种方法,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,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。
第一种方法:残酷镇压。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,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,结果人杀得越多,匪反而越多。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,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。吐万绪只打变民,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。
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,为了斩草除根,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,从汾水北岸开始,见人杀人,见村屠村,遇到有投降的,概不接受,就地活埋。本来樊子盖以为,这样可以斩草除根,没想到适得其反,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,现在变成了大多数,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,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。
第二种方法:镇压与耍诈并行。这是王世充的方法,事实证明非常失败,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,第二次就不灵了。
第三种方法:镇压与招抚并用。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,不过只能局部成功。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,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。李渊一接手剿匪,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,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,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,一手硬,一手软,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,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。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,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。两相对比,敬盘陀吃不消了,索性脚底抹油,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,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。
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,并不能推广到全国,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。在杨广看来,天下只分两种人,一种是良民,一种是乱民,良民不能杀,而乱民不能不杀,所以他主张,对乱民一杀到底,越多越好,看谁以后还敢造反。
杨广并不知道,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,良民可以变成乱民,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,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,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,毕竟没有风险;反之,如果民不聊生,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——反正造反是个死,不造反也会被饿死。
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,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,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,谁碰到了这条红线,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。
遗憾的是,杨广恰恰不知道,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,不能回头。
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,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,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,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,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。贞观年间,马周上书唐太宗说,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,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。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,对黄巢的恐惧,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,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。
虽楚有才,晋实用之;虽隋有才,却不用之。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,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,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,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,历史必定要重写。
得知民变四起之后,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,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,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。
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,随口应道:“应该是逐渐减少。”杨广追问:“减少了多少?”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:“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”
听到宇文述的回答,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,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,还能有什么选择呢?要么说实话,要么说鬼话,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。
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,因此挪动步伐,尽量站在柱子后面,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,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。
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:“苏威,你来说说,到底还剩下多少?”
苏威一看躲不过了,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:“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,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,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!”
杨广一听,愣了一下:“你这话什么意思?”
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:“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,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,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?”
看皇帝没有反应,苏威接着往下说:“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?是不是都当了乱民?我认为各地报来的变民数字根本不可信,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。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,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,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,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?乱民怎么可能消失?”
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,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,只能恨恨地看着他:“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!”
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,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,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,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,大臣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,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,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——《尚书》。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,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,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。
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,两者如同是猫和老鼠,缺了哪一个都不行。有苏威这样的忠臣,就有一些佞臣。看着苏威送皇帝《尚书》,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,很快找到了把柄。
《尚书》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《五子之歌》,记录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,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。佞臣们就把《五子之歌》与苏威联系到一起,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,最后得出结论: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暴虐,献《五子之歌》绝对是不怀好意。
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,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,不是不报,时候不到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,杨广命苏威做一份“四征高句丽”的计划书,苏威接过话头,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。
苏威说,我认为这次征高句丽,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,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,让他们戴罪立功,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。用这些军队打高句丽,高句丽没几天就完了!
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,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,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,告退出宫。
苏威一走,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,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:“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,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,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?”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:“老家伙,我忍他已经很久了,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!”
话说到这个份上,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,不就是整人吗?简单!
在裴蕴的指使下,苏威很快被控告“随意任用官员,临阵畏敌”,有这么几条,苏威就被削去官职,贬为平民。又过了一个月,苏威又被控告,“勾结东突厥”,这可是一顶铁帽子,谁戴上,谁就是铁帽子“亡”。
经过审理,苏威被判处死刑,百口难辩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,一直叩出了血,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。
还好,皇帝杨广网开一面,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,并让人传话说:“不忍心诛杀!”真是皇恩浩荡,热烈鼓掌!
不过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,连同孙子这一代,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,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利的味道。耐人寻味的是,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,留下的都是鬼话,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,苏威说的都是鬼话,什么好听说什么,就是不说实话。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,将他永久搁置,于是苏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,在家终老!
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?环境逼的!
忠臣用不了,实话听不进,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,越行越迷茫。这一年的五月一日,发生了日全食,在古代,这是不祥的征兆,虽然是迷信,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。
这一年的五月九日,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,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,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,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。刹那间,萤火虫漫山遍野,萤火布满高山深谷。这一刻,最是浪漫;这一刻,也是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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