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85章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田越分越小
第485章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田越分越小
朱树人辅政新君的变法推行得很顺利,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秋。
九月的一天,杭州府治所钱塘县。
即将三年任满的杭州知府张世鹏,在自己的府衙里,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这不速之客,正是一年多之前,还仅仅连县级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启圣,但如今,他不但有应天府通判的职责在身,而且就在一个月前,摄政王朱树人还额外给他加了个官,让他挂上了户部员外郎的头衔,方便他随时外出公干,处理财税变法事宜。
一年里面两次快速升迁,这要不是需要酷吏当恶人,断然是不会升这么快的。
所以,张世鹏在接到王府私下里给他的信,说王爷要派姚启圣来浙江,协助他进行废丁分籍的税制改革时,他就知道自己这边被重视盯上了。
不过,既然王府至今还给他私信,那说明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猜忌,只是让他做事谨慎,无则加勉,张世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两人一见面,张世鹏也给了对方面子:“姚先生,幸会,听说你升迁之速,着实令本官都羡慕呐。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请教,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,为王爷分忧。”
姚启圣知道对方根基也硬,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树人的铁杆盟友,所以完全不敢托大,言辞之间,都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。
这个张世鹏年纪跟姚启圣差不多,也是三十七八岁。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,当初甚至都没考过举人,是直接国子监监生出身,得到了比照举人参加后续会试的资格。
而且当初张世鹏这个监生,甚至还是“荫监”,跟朱树人当年入南京国子监属于同一类型——只因他父亲是前兵部尚书、前浙闽总督张国维,当初崇祯帝殉国之前,唯一被崇祯降职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,逃过了一劫。
张国维曾经是沈廷扬的上司,在苏州时就是世交,后来朱树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时,张国维作为南京户部侍郎,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。后来南京朝廷建立后,张国维也帮朱树人稳住了浙江的局面。
如果张国维本人还活着的话,如今应该已年过七旬了。不过他没能活那么久,四年前就过世了。
留下两个儿子,长子张世凤当初是正牌会试考中的,如今在朝中当工部侍郎。次子张世鹏稍微不争气一点,屡试不中,前些年灭清的时候,恩科才中,好在后来升官挺快,留在浙江老家当杭州知府。
毫无疑问,张家兄弟就是因为老爹站队站得好,所以子孙继续得富贵,被朱树人重用了。
但这也没什么问题,朱树人要稳定掌权,把老朱家的Y染色体缓一缓,特殊时期当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。
他也知道四书五经本身其实没什么鸟用,只是一个牢笼志士的筛选工具罢了。明面上吃相别难看、让天下儒生相信这套上升通道还有用就行,实际上不重要。
张世鹏跟姚启圣初步沟通之后,很快就抛出一个问题:“不知王爷为何今年唯独对我们浙江这边的变法,尤其重视呢?莫非觉得我们这边容易出漏子?
本官自问这方面还算勤谨,录籍析产全部落实得很扎实,不至于会比江西那边还差吧。”
姚启圣也不拿腔作势,很坦白的说:“王爷确实没发现贵省有什么具体不当之处,无非是无则加勉。
去年应天府小惩大诫了一番,今年南直隶其他各府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而且苏松常镇皆平原肥沃之地,也不存在山县平县的划分问题,情况简单。
江西那边虽然多山,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处鄱阳湖、赣江平原,也没太多复杂的问题,贫农百姓普遍也能有十亩八亩的水田。
两府西部倒是有几个县,略多些山区,土地不好集中,不过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,而武昌是王爷起家之前的根据之地,所以那边百姓大多被朝廷积威反复敲打。
王爷看来看去,今年试点的范围,最容易出问题的,还是你们杭州府了。浙江参加试点的三府,湖州嘉兴全是平原,土地易于集中。
杭州府西部却是山区绵延,可以说出了杭州城,过了西子湖,西边就全是山了,地形复杂,耕地破碎。连龙井山上种茶的茶农,都未必能每家凑得出二十亩山田。
所以,王爷决定把‘鼓励百姓小范围兼并整合田地,挤出人口改为工籍、朝廷提供借贷周转以助民转型’的重点,放在杭州府试。”
张世鹏听了这番话后,不由大惊:“本官倒是已经知道,王爷当初之所以定下‘平原拥有水田十亩以下的农户,按十亩计税。山县下限减半’的政策,为的就是鼓励诱导只有一点点田的百姓,索性放弃田地进城务工。
可是,王爷居然会鼓励土地兼并?自古历朝历代,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国家长远的隐患,难道就没人劝王爷?”
张世鹏虽然是朱树人的亲信故旧,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。
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,从汉朝开始的历史书读下来,都知道早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食货志里面,历朝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个崩坏景象,描绘为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哪怕到了21世纪,依然有很多人只要看到“土地兼并”四个字,后面都不用看了,直接开喷。
朱树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,所以他允许姚启圣搞的事情,和张世鹏以为的,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只听姚启圣也是一脸崇拜得意之色,忍不住卖弄道:“张府台勿惊,您所想,和王爷所想,其实并不是一回事。王爷岂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坏处?
所以,他今年,以及未来两年,希望在杭州府小范围试点的手段,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土地兼并,而只是‘允许中下贫农之间的互相土地兼并’。
很快就会有朝廷正式文告下达了,会要求从今年起,未来三年内,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,必须在府县报备,不允许再在乡镇自相担保、先私下交易,凡是没有县里登记、府里备案的土地买卖,一律视为非法、无效。
在此基础上,王爷会进一步要求,杭州府三年内冻结大户问贫民买田的渠道,禁止此类交易。而只允许户均拥有水田十亩以下、山田二十亩以下的中下农,向其他中下农买地。而且买完之后,拥有田地的上限,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,或山田四十亩。
王爷要的,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,让农户的数量减少、而户均竞争力变强,被挤出局的农民,就改行务工,转为工籍。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——
不过,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,互相兼并转让,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,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,那朝廷还是支持的,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,要先到府县审批。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,要知县用印备案,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,要知府用印备案。”
张世鹏听得很仔细,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。
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“定向鼓励兼并”,又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谁让他是穿越者呢,他想到的这一招,其实就跟后世的“房地产限购”差不多。
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,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。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,让一部分人退场,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,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,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。
当然,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。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,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,稍微打下来一些。
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,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,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,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,地也就卖不贵。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,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。
张世鹏想了很久,才想到一个弊端,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:“可是……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,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,又该如何?他们想买也没银子。
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,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,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,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?”
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:“所以,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,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,改头换面,去芜存菁借鉴一下。
只要是信用素著的良民,哪怕穷些,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,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‘经营贷’,这种专项借贷,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,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。
借来的钱,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,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,把如今不够集中、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,兼并起来,便于大规模耕种。
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,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。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,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倍的总价,就可以了,只当是济困了。”
王安石的青苗法,利息是非常高的,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。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,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,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。
这些钱,只能说是救急,不能说是救穷,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,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,才不得不借,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。
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,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,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。所以,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,让人还个十年,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。
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,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。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——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,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,适当降息呢,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,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,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。
另一方面,朝廷有了限购,因为买方被限制,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,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。一来二去,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,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
张世鹏反复琢磨,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。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:
“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,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,那么,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,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?”
“当然想到了。”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,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。
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,只是略有改良细化,不再赘述。
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,不再纠结,准备先实施了,走一步看一步。
他不由仰天长叹:“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、抗灾病弱,逼着贫民集中田地、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,可谓是煞费了苦心。”
姚启圣:“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,还不算什么。王爷为了这个,是不惜各种手段的,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。高瞻远瞩,非人智可及。
比如,我来之前,就听王爷跟刑部、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,目前还没敢拿出来。说是朝廷将来,希望对农籍贫民,采取‘反向推恩令’:
汉武帝时的推恩令,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、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,然后越分越小,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?
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,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、田越分越少、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,‘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,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’。
此令若是实施,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,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,如何分配遗产,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、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。
换言之,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,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,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。
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,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——
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、房宅,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、学手艺,有一技傍身谋生,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,将田产均分给诸子。
多出来的儿子,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、役籍。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,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。”
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,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,这是很好理解的。
张世鹏听完后,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,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,
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“孝悌”了,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,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,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?
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,还没实施,要是现在就拿出来,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猛了。
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、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,这阻力得多大?
“此法太过凶险了,人皆有爱子之心,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。”张世鹏不由叹息。
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:“王爷的想法,远非常人所能揣摩。不过听说,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,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,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。
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,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、如何尽量节制,在民间宣讲。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,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,能少生几个儿子吧,
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,自己心里有数,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,能节制一个算一个,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。
西域有些洋夷、如大食人等,他们所信的名教,跟我中土大不相同。他们也是在匮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,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,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,应该节制。
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,不能那么严厉,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、或一子多女后,该节制,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,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,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。
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,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‘橡胶’的工匠们,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,或者鱼鳔,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。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。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,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。”
——
PS:以上已经五千字,稍微解释一个问题。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,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(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,当时看,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)。
但后来百度了一下,发现高赞的“大同”、“大统”其实都不能用,因为古人用过了。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,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,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。
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,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,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。赵匡胤当年为了“乾德”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,还气得喷了赵普、赞了窦仪陶谷,说“宰相需用读书人”。
所以我一气之下,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,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,但这绝不是瞎搞,因为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都是《礼记》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,是有出处的,不是现代词,所以别说什么“键政”,键政是真没出处。
“大同”在儒家定义里,是要“人不独亲其亲、子其子”,“小康”则是“各亲其亲、各子其子”。
大同是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,按需分配。小康至少还是“以贤勇知,以功为己。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,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”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。
说白了,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,小康是初级阶段。
主角也做不到大同,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,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,那就低调一点,小康吧。
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,看不上小康,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,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。(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)
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,但说到做到。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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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树人辅政新君的变法推行得很顺利,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秋。
九月的一天,杭州府治所钱塘县。
即将三年任满的杭州知府张世鹏,在自己的府衙里,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这不速之客,正是一年多之前,还仅仅连县级待遇都排不上的姚启圣,但如今,他不但有应天府通判的职责在身,而且就在一个月前,摄政王朱树人还额外给他加了个官,让他挂上了户部员外郎的头衔,方便他随时外出公干,处理财税变法事宜。
一年里面两次快速升迁,这要不是需要酷吏当恶人,断然是不会升这么快的。
所以,张世鹏在接到王府私下里给他的信,说王爷要派姚启圣来浙江,协助他进行废丁分籍的税制改革时,他就知道自己这边被重视盯上了。
不过,既然王府至今还给他私信,那说明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猜忌,只是让他做事谨慎,无则加勉,张世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两人一见面,张世鹏也给了对方面子:“姚先生,幸会,听说你升迁之速,着实令本官都羡慕呐。此番本官也要多多请教,以便更好地为朝廷效力,为王爷分忧。”
姚启圣知道对方根基也硬,其家族早年就是朱树人的铁杆盟友,所以完全不敢托大,言辞之间,都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。
这个张世鹏年纪跟姚启圣差不多,也是三十七八岁。他本人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,当初甚至都没考过举人,是直接国子监监生出身,得到了比照举人参加后续会试的资格。
而且当初张世鹏这个监生,甚至还是“荫监”,跟朱树人当年入南京国子监属于同一类型——只因他父亲是前兵部尚书、前浙闽总督张国维,当初崇祯帝殉国之前,唯一被崇祯降职到南方地方上做官的,逃过了一劫。
张国维曾经是沈廷扬的上司,在苏州时就是世交,后来朱树人力推崇祯朝厘金改革时,张国维作为南京户部侍郎,也是主要的助推盟友。后来南京朝廷建立后,张国维也帮朱树人稳住了浙江的局面。
如果张国维本人还活着的话,如今应该已年过七旬了。不过他没能活那么久,四年前就过世了。
留下两个儿子,长子张世凤当初是正牌会试考中的,如今在朝中当工部侍郎。次子张世鹏稍微不争气一点,屡试不中,前些年灭清的时候,恩科才中,好在后来升官挺快,留在浙江老家当杭州知府。
毫无疑问,张家兄弟就是因为老爹站队站得好,所以子孙继续得富贵,被朱树人重用了。
但这也没什么问题,朱树人要稳定掌权,把老朱家的Y染色体缓一缓,特殊时期当然要重用忠心的自己人。
他也知道四书五经本身其实没什么鸟用,只是一个牢笼志士的筛选工具罢了。明面上吃相别难看、让天下儒生相信这套上升通道还有用就行,实际上不重要。
张世鹏跟姚启圣初步沟通之后,很快就抛出一个问题:“不知王爷为何今年唯独对我们浙江这边的变法,尤其重视呢?莫非觉得我们这边容易出漏子?
本官自问这方面还算勤谨,录籍析产全部落实得很扎实,不至于会比江西那边还差吧。”
姚启圣也不拿腔作势,很坦白的说:“王爷确实没发现贵省有什么具体不当之处,无非是无则加勉。
去年应天府小惩大诫了一番,今年南直隶其他各府肯定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而且苏松常镇皆平原肥沃之地,也不存在山县平县的划分问题,情况简单。
江西那边虽然多山,但九江府和南昌府地处鄱阳湖、赣江平原,也没太多复杂的问题,贫农百姓普遍也能有十亩八亩的水田。
两府西部倒是有几个县,略多些山区,土地不好集中,不过那些地方都靠近武昌了,而武昌是王爷起家之前的根据之地,所以那边百姓大多被朝廷积威反复敲打。
王爷看来看去,今年试点的范围,最容易出问题的,还是你们杭州府了。浙江参加试点的三府,湖州嘉兴全是平原,土地易于集中。
杭州府西部却是山区绵延,可以说出了杭州城,过了西子湖,西边就全是山了,地形复杂,耕地破碎。连龙井山上种茶的茶农,都未必能每家凑得出二十亩山田。
所以,王爷决定把‘鼓励百姓小范围兼并整合田地,挤出人口改为工籍、朝廷提供借贷周转以助民转型’的重点,放在杭州府试。”
张世鹏听了这番话后,不由大惊:“本官倒是已经知道,王爷当初之所以定下‘平原拥有水田十亩以下的农户,按十亩计税。山县下限减半’的政策,为的就是鼓励诱导只有一点点田的百姓,索性放弃田地进城务工。
可是,王爷居然会鼓励土地兼并?自古历朝历代,土地兼并都是危害国家长远的隐患,难道就没人劝王爷?”
张世鹏虽然是朱树人的亲信故旧,但他依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匪夷所思。
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,从汉朝开始的历史书读下来,都知道早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食货志里面,历朝历代都把王朝末期的一个崩坏景象,描绘为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
哪怕到了21世纪,依然有很多人只要看到“土地兼并”四个字,后面都不用看了,直接开喷。
朱树人当然不会犯低级错误,所以他允许姚启圣搞的事情,和张世鹏以为的,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只听姚启圣也是一脸崇拜得意之色,忍不住卖弄道:“张府台勿惊,您所想,和王爷所想,其实并不是一回事。王爷岂能不知道土地兼并的坏处?
所以,他今年,以及未来两年,希望在杭州府小范围试点的手段,并不是真正的无差别土地兼并,而只是‘允许中下贫农之间的互相土地兼并’。
很快就会有朝廷正式文告下达了,会要求从今年起,未来三年内,杭州府境内一切土地交易,必须在府县报备,不允许再在乡镇自相担保、先私下交易,凡是没有县里登记、府里备案的土地买卖,一律视为非法、无效。
在此基础上,王爷会进一步要求,杭州府三年内冻结大户问贫民买田的渠道,禁止此类交易。而只允许户均拥有水田十亩以下、山田二十亩以下的中下农,向其他中下农买地。而且买完之后,拥有田地的上限,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,或山田四十亩。
王爷要的,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,让农户的数量减少、而户均竞争力变强,被挤出局的农民,就改行务工,转为工籍。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——
不过,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,互相兼并转让,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,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,那朝廷还是支持的,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,要先到府县审批。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,要知县用印备案,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,要知府用印备案。”
张世鹏听得很仔细,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。
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“定向鼓励兼并”,又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谁让他是穿越者呢,他想到的这一招,其实就跟后世的“房地产限购”差不多。
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,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。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,让一部分人退场,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,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,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。
当然,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。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,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,稍微打下来一些。
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,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,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,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,地也就卖不贵。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,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。
张世鹏想了很久,才想到一个弊端,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:“可是……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,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,又该如何?他们想买也没银子。
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,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,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,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?”
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:“所以,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,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,改头换面,去芜存菁借鉴一下。
只要是信用素著的良民,哪怕穷些,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,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‘经营贷’,这种专项借贷,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,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。
借来的钱,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,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,把如今不够集中、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,兼并起来,便于大规模耕种。
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,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。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,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倍的总价,就可以了,只当是济困了。”
王安石的青苗法,利息是非常高的,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。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,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,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。
这些钱,只能说是救急,不能说是救穷,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,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,才不得不借,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。
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,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,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。所以,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,让人还个十年,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。
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,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。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——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,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,适当降息呢,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,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,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。
另一方面,朝廷有了限购,因为买方被限制,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,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。一来二去,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,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
张世鹏反复琢磨,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。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:
“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,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,那么,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,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?”
“当然想到了。”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,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。
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,只是略有改良细化,不再赘述。
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,不再纠结,准备先实施了,走一步看一步。
他不由仰天长叹:“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、抗灾病弱,逼着贫民集中田地、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,可谓是煞费了苦心。”
姚启圣:“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,还不算什么。王爷为了这个,是不惜各种手段的,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。高瞻远瞩,非人智可及。
比如,我来之前,就听王爷跟刑部、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,目前还没敢拿出来。说是朝廷将来,希望对农籍贫民,采取‘反向推恩令’:
汉武帝时的推恩令,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、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,然后越分越小,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?
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,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、田越分越少、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,‘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,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’。
此令若是实施,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,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,如何分配遗产,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、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。
换言之,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,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,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。
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,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——
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、房宅,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、学手艺,有一技傍身谋生,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,将田产均分给诸子。
多出来的儿子,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、役籍。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,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。”
强者推恩的反向操作,自然是弱者必须集中继承,这是很好理解的。
张世鹏听完后,被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,直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,
他觉得这个太有伤儒家传统的“孝悌”了,兄弟之间应该谦让友爱,就算父母留下的田少,怎么能规定长兄独霸所有田产呢?
幸亏如今还在讨论阶段,还没实施,要是现在就拿出来,估计反对的声音就更猛了。
摄政王这是要跟运行了两千年的儒家礼教、甚至是孝悌的基本道德准则作斗争呐,这阻力得多大?
“此法太过凶险了,人皆有爱子之心,谁能任由幼子贫弱呢。”张世鹏不由叹息。
姚启圣也是觉得悠然神往:“王爷的想法,远非常人所能揣摩。不过听说,王爷这两年重点让科学院抓化工和生物,似乎其中有一个项目,也是与这种将来的继承改革有关的。
王爷似乎在让科学院生物所,多宣扬如何避免妇人孕育、如何尽量节制,在民间宣讲。便于以后新法实施后,心怀恻隐的贫苦百姓,能少生几个儿子吧,
这样田不够分的百姓,自己心里有数,知道生下两个以上儿子就是害了儿子,能节制一个算一个,他们确实是养不活的。
西域有些洋夷、如大食人等,他们所信的名教,跟我中土大不相同。他们也是在匮乏贫瘠之地生长起来的,就觉得男女夫妻之间,在有了第一个男性后嗣之后,应该节制。
我中原讲究无后为大,不能那么严厉,但也该宣扬赤贫有二子、或一子多女后,该节制,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田越分越薄,将来遇到点灾荒扛不住,不得不卖光田产当佃户。
除了生物上的节制之外,王爷如今还吩咐化学所研究‘橡胶’的工匠们,设法用处理后的橡胶,或者鱼鳔,帮助无法节欲之人节制子女。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贫农的田越分越薄。我实在是没有见过天下有哪个执政,能如王爷这般担忧地少者继续分割田地的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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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S:以上已经五千字,稍微解释一个问题。上次有读者好心提供了一些年号,我也想直接用高赞的(其实最高也就三到五个赞,当时看,我这书也没什么人互动)。
但后来百度了一下,发现高赞的“大同”、“大统”其实都不能用,因为古人用过了。大统有梁武帝萧衍用过,他也算是半亡国之君了,而大同甚至是耶律德光用的。
古代取年号有一点很麻烦,就是要避开前人用的,尤其是衰亡之君的年号特别不吉利。赵匡胤当年为了“乾德”这个年号被前蜀王家用过,还气得喷了赵普、赞了窦仪陶谷,说“宰相需用读书人”。
所以我一气之下,当时没明写改了什么年号,后面纪年时低调写了小康二年三年,但这绝不是瞎搞,因为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都是《礼记》里对不同阶段理想社会的描述,是有出处的,不是现代词,所以别说什么“键政”,键政是真没出处。
“大同”在儒家定义里,是要“人不独亲其亲、子其子”,“小康”则是“各亲其亲、各子其子”。
大同是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,按需分配。小康至少还是“以贤勇知,以功为己。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,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”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建设。
说白了,大同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,小康是初级阶段。
主角也做不到大同,他毕竟是把资本注意萌芽发展出来,说到底还是以法制让人利己,那就低调一点,小康吧。
而且刚好古代皇帝都特别好大喜功,看不上小康,要上就直接一步到位标榜自己大同,所以小康刚好没被之前两千年的皇帝用过。(连耶律德光这种人都有脸说自己大同)
主角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了,但说到做到。咱不跟耶律德光之流一般见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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